诸法无常，缘生缘灭，成坏相寻，法尔如是。历史的沧桑变化，世事的盛衰兴废，莫不如此。永明塔院作为生灭变化的万象诸法之一，兴废盛衰也在所难免。吴越末北宋初至今千余年来，永明塔院历经诸多变迁，正是万法无常的生动演绎。永明塔院始建于永明延寿大师圆寂的明年，即北宋开宝九年丙子（976），吴越王树亭志焉，宋太宗赐额寿宁禅院。塔院在杭州大慈山延续了六百多年，晚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大慈山的永明塔院不幸遭毁。万历三十五年（1607），净慈寺僧大壑玄津与居士虞淳熙等从塔院旧址寻得永明大师若干遗存舍利后，发心迁建于永明大道场内，众缘和合，勠力同心，宗镜堂后莲花洞旁庄严辉煌的永明新塔院，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佛成道日竣工落成。但不及一甲子，清初康熙五年（1666），永明塔院又一次遭到破坏，大师舍利竟被混杂于寺院大殿东北的普同塔内。好在时间不长，豁堂正岩冤雪回寺，遂将大师舍利从普同塔内移出，在寺内依山面湖的山麓另建独立的永明塔院（即现址）。约三百年后的特殊岁月里，大师舍利不知去向，舍利塔再次被毁，塔院建筑被改作他用。直到“文革”浩劫结束，改革开放之后佛教恢复，永明塔院遗构才得以收归净慈寺。近年，晚明大壑迁塔时吴姓居士供养的珍藏大师若干舍利的金钮银罐，方始重新现身于杭州博物馆。是以，不仅永明塔院的基址曾三度变迁，塔院的整修缮葺，历代更不知凡几，有文献记载可寻线索且有重大影响者，如北宋中后期于大慈山永明塔院增立《智觉禅师真赞》碑，清雍正、乾隆年间的敇命重修、民国丙子年（1936）的整修、当代“文革”浩劫后的重修。永明塔院三迁到现址及其多次修葺的过程，既是永明大师思想行持对后世影响变化的一种表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或见证了中国佛教的兴衰变化。而对此话题尚无系统的追溯与研究，有些情节也颇为扑朔迷离，故难免存在一些误解，尤其是清初的二次迁塔往往被混为一谈。所以借永明大师1120周年诞辰、净慈寺举办纪念大师的研讨会之机，笔者就此专题试作系统梳理与探析，就正于方家，并祈新资料的发现，以进一步厘清事实，深化认识。延寿大师圆寂于吴越末北宋初的开宝八年末，次年初即在杭州大慈山建塔树亭。北宋时塔院整修虽无明确记载，但历经一个半世纪，期间进行适当修葺应在情理之中，华严居士陈瓘（1027-1124）所撰《智觉禅师真赞并序》镌石立碑于塔院，是永明塔院在北宋中后期的一件大事，正是塔院当年新增纪念设施的确凿见证，也是永明大师在北宋始终具有重大影响的一种形象体现。关于永明塔院的最初兴建，北宋时的延寿传记文献有明确记载，择要引录如下。最早是赞宁《宋高僧传》中的记载：“以开宝八年乙亥终于住寺，春秋七十二，法腊三十七。葬于大慈山，树亭志焉。”然后是道原《景德传灯录》中的记载：“以开宝八年乙亥十二月示疾，二十六日辰时，焚香告众，跏趺而逝。明年正月六日塔于大慈山。春秋七十二，腊四十二。太宗皇帝赐额曰寿宁禅院。”道原与赞宁的记载，基本一致。道原的记录在时间上更为具体，明确到日期、时辰，从大师圆寂于永明寺，到塔葬于大慈山，前后虽仅十天时间，但就旧历而言，却是由乙亥到丙子跨了一年。葬礼隆重，规格甚高，赞宁用“树亭志焉”表述，可谓要言不繁。道原虽未言及“树亭志焉”，但补充了“太宗皇帝赐额曰寿宁禅院”，两者时间当有先后，吴越忠懿王“树亭志焉”在前，宋太宗赐额在后，但都是礼遇尊隆的表现，说明永明大师受到吴越王及宋太宗的一致推崇，在吴越末宋初皆有重大影响。至于“法腊三十七”、“腊四十二”的不同表述，是两者的标准不同所致，赞宁从受具戒算起，道原则从离家入寺算起（包括服勤为净人、剃度为沙弥的时间），故实际上并无矛盾。再后来惠洪《禅林僧宝传》的记载：“以开宝八年乙亥十二月示寂，二十六日辰时，焚香告众，跏趺而逝。明年正月六日塔于大慈山。阅世七十有二，坐四十有二夏。”则基本上采用道原之说，只是文字略有不同而已。但王古《新修净土往生传》的有关记述却与上述三种记载有较大不同，且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开宝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晨起，焚香告众，跏趺而逝。没后数年，有僧结囊，访师所居寺，并真塔之所在，勤拳瞻礼，数日不已。问之答曰：某名契光，抚州人也。素不知师名，昨因疾死，至阴府，见所司殿宇，若王者居，阅文籍曰：汝未当死，速返，遣人护送之。仰观殿间，挂画僧像，王焚香顶拜。乃问狱吏：此何人？王奉之勤。吏答曰：凡人之生死，无不由此者。唯此一人，不经由此。王欲识之，乃画其像，是杭州永明寺寿禅师也。今已西方九品上生矣。自释迦灭度已来，此方九品上上生，方第二人，王所以奉之之勤耳。某既得生，昼夜思想，圣人真身塔骨之难遇，是以不远千里而来耳。问抚州僧者，法名志全，其人虽已老，今净慈长老圆照禅师，亲见之问之，如所传云。”王古把大师圆寂时间写作“二月”，有误，当是不慎漏掉“十”字所致。这里增加了抚州僧契光遶塔瞻礼大师以及阎王礼拜大师画像等情节，表明大师上上品往生西方的事迹在北宋时即有广泛影响。而且王古以净慈长老圆照宗本禅师亲见并问抚州僧契光的志全来证之，以增强说服力。故其后为（南宋）王日休《龙舒净土文》、宗鉴《释门正统》，（元）普度《庐山莲宗宝鉴》，（明）袾宏《往生集》、大壑《永明道迹》等许多文献广泛采用，清代、民国及现当代依然广泛流行。（二）陈瓘《智觉禅师真赞并序》镌石立碑于永明塔院及其影响《武林梵志》、《净慈寺志》皆述及宋时大慈山的永明塔院有陈忠肃瓘的智觉真赞碑铭。此碑铭，当是据陈瓘（1057-1124）《智觉禅师真赞并序》所镌刻，立碑于大慈山的永明塔院，时间应在北宋中后期。陈瓘的《智觉禅师真赞并序》，南宋《乾道四明图经》有录，全文如下：吴越钱氏，崇信佛法，智觉禅师，妙以觉应，身为其师范。钱氏之好生戒杀，师有助焉。圣宋之兴也，钱氏重民轻土，舍别归总，用师之劝诲也。呜呼！总相无亏，别愿自满。钱氏之尊主庇民，余波自润，不吝之福，流及其后，师之方便，总别偏圆，无不具矣。初，吴越天台智者教，有录而多阙。师谓钱氏曰：日本国有之。钱氏用师之言，贻书致金，求写其经本。今其教盛行江左，发信之士，得而习证，师之力也。师所著《宗镜录》一百卷，禅经律论与世间文字，圆融和会，集佛大成。考师之行事，然后读师之书，则师所建立，可不言而喻矣。师录所引周易礼记之言，谓儒佛不同，建立各异，语不可徇，文不足据。故曰，后儒皆以言辞小同，不观前后，本所建立。但见言有小同，不知义有大异，是知不入正宗，焉知言同意别，未明正眼，宁鉴名异体同。所以徇名者迷，据文者惑。然则入宗明眼者，不著文字，依语滞文者，未免疑惑。融乎宗镜，则一而已矣。一而不一，三亦非三，寂然不动，犹为建立之言。名异体同，何必混和？其相，我今所赞叹者，亦师之相而已矣。虽然既有相矣，敢不赞乎？赞曰：师之性，大而严。师之相，人所瞻。性相不二，南北一致。别不坏总，大故如是。陈瓘，字莹中，号了斋、华严居士，福建沙县人。元丰二年（1079）中探花，初任湖州掌书记， 历任礼部贡院检点官、越州、明州、温州通判、左司谏等职。为人谦和，生活俭朴，闲居矜庄自持，精通《易经》，熟稔佛典。立朝骨鲠，有古人风烈，故仕途坎坷，调任凡23次，经历八省十九州县。宣和六年（1124）病逝于楚州，终年65。宋钦宗即位后，得以平反昭雪，谥号忠肃。后与岳飞、文天祥同辉，共祀于南通文庙、狼山准提庵及如皋定慧寺等处。陈瓘能诗善书，敬仰永明大师，故撰《智觉禅师真赞并序》，极赞大师审时度势劝诲吴越王好生戒杀，重民轻土，以《华严经》舍别归总之理，为护民生而纳土归宋，助宋实现国家和平统一；又赞大师推动吴越王加强中日佛教文化交流，护法兴教；尤为推崇大师所编百卷《宗镜录》，禅经律论与世间文字，圆融和会，集佛大成。陈瓘对大师的称颂赞扬，此赞立碑于大慈山永明塔院，反映了永明大师的思想行持及永明塔院在宋代具有广泛影响。二． 晚明永明塔院由大慈山迁往净慈寺内的缘由、过程及其影响南宋经蒙元直到晚明之前的漫长岁月里，虽然未见大慈山永明塔院修葺的明确记载，但净慈寺修葺的记载，南宋、元、明时皆有，有的还提及祖塔的修葺；而永明塔院一直岿然于大慈山，且有一定影响，是没有疑问的。许多关于永明大师的文献资料中，皆提及大慈山的永明塔院，且录有抚州僧专程来此遶塔殷勤礼拜及冥王瞻拜大师图像传说之记载。到元代，天如惟则《净土或问》、优昙普度《庐山莲宗宝鉴》，更有了永明大师荼毗后舍利鳞砌于身的说法，此后遂被许多相关文献所广泛采纳。较为遗憾的是，在这漫长岁月里，鲜有瞻礼祭扫永明塔院的明确记载。即使自认为是“延寿后身”的明初名臣与大文人无相居士宋濂撰写了许多护持佛教的文字，其中赞扬永明大师的文字不少，似也没有提到永明塔院。大慈山永明塔院不幸被毁，发生在晚明万历年间，以是之故，遂有了永明塔院由大慈山迁入南屏山慧日峰下净慈寺内重建的因缘。这一次永明塔院迁建，僧俗广泛参与，成为晚明时佛门一大盛事，且留下非常丰富的宝贵资料。（一）大壑玄津、虞淳熙等寻访大慈山原塔旧址及大师遗存舍利的缘起与经过据明末《南屏净慈寺志》、清中期《净慈寺志》等载录的有关资料，发现、寻访大师灵骨舍利与迁址重建塔院的关键人物，是净慈寺僧大壑玄津与六梦居士虞淳熙。大壑玄津（1576-1627），是明万历天启年间高僧。综合黄汝亨《玄津法师塔铭》与董其昌《玄津法师瘗塔铭》的有关记述，玄津，钱塘人，俗姓薛，名大壑。自幼茹素，16岁时母亡，父携其到净慈寺，登永明课经台，若有所感，徘徊不忍离去，即乞为佛子，从净慈万峰院僧袾薰和尚剃度。他向寺中耆宿询问永明祖塔所在，合掌礼拜，识者知其为永明嫡允。后于云栖莲池大师处受具足戒，参与虞淳熙、冯梦祯等组织的莲社。会密藏道开禅师驻锡本山，言下有省。再赴金陵依雪浪洪恩法师学教习定，曾在定中见永明大师三示妙旨，豁然开朗。于是名声鹊起，应请多处说法。“盖师嗣法于寿祖，开觉于密藏，摄戒于云栖，席慧于雪浪，自成为玄津而已矣。”（黄汝亨语）“四方名刹，争以香币延登讲台，……有听宾头卢说法之语，洵人天导师。”（董其昌语）师刷新“宗镜堂”，搜集编印永明大师《山居诗》，编纂《南屏净慈寺志》十卷（部分已佚），著有《永明道迹》、《迁塔诗并序》等。虞淳熙（1553-1621），字长孺，亦钱塘人。家有奉佛传统，与弟淳贞（字僧孺），自幼即信佛。他3岁时即唱佛号不停。万历十一年（1583）中进士，曾任吏部司勋等职。但他淡泊名利，辞官后曾长期隐居南屏山。他崇奉莲池大师，是云栖袾宏众多俗家弟子与外护中的重要代表，著述颇丰，为一时名硕。与大壑玄津，亦志同道合，法谊甚深。关于永明塔院之迁址重建，大壑玄津与虞淳熙均留下不少文字。虞淳熙在《寿禅师窣堵波辨》中自述：“予邻南屏宗镜堂，永明寿禅师辟馆述《宗镜录》百卷于此，故名。而莲池师就其堂演说师所著《心赋》，予杖蔾往听，以其间寻师方坟，得之于大慈山，翠山壁凿慈氏像表下生，而所谓亭与寿宁院者不可见矣。谋筑净居其旁，青乌氏为言，此已氏山，已氏事窀穸，出石匣及碣，盖僧坟云，乃藏碣，而埋匣中物于地右隙。予大骇，将寿禅师乎？归语会首筠泉莲公，时万历甲午春也。” 此可谓寻访永明墓塔的最初缘起。时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春，距今整整430年矣。而促成虞淳熙寻访永明坟地的动因，则是净慈寺恭请莲池大师演说《圆觉经》与《心赋》的盛大法会。这次讲经法会，莲池大师初未应允，净慈住持筠泉性莲和尚誓于众曰“吾手香，日夜跪竹扉外，不从，即膝穿亦不起。”莲池大师为其诚心所感动，惕然从其请。讲经法会前后共53天，盛极一时。莲师在永明大道场“据其座，咏其赋，演圆觉，谈般若”（虞淳熙语），这正是虞淳熙发心寻访寿师方坟的因缘与契机。也可以说是莲师演说永明《心赋》在冥冥中不可思议的一种感应。
应该说虞淳熙的寻访，还是很及时的。正是六梦居士的寻访，发现大慈山寿宁塔院及树碑志之亭已不可见矣，仅岩壁所凿之慈氏像尚在，并了解到永明墓穴已遭盗掘，碑碣已被藏匿，石匣中物则埋于右边地下，即旧穴之东，仅用浮土覆之，时在万历癸巳年（1593），刚好在莲池演法盛会前一年。由此看来，大慈山永明塔院从宋初开宝九年（976）建成，到晚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被毁，存在近六个世纪（597年）。虞淳熙发现寿祖灵骨舍利面临湮灭的危险，惊奇痛心之余，即告知净慈住持筠泉性莲。时大壑玄津外出云游不在净慈，因缘不具而未能马上采取相应措施。过了十二年，至万历三十三年（1605）乙巳冬，大壑玄津偶归净慈，于性莲和尚处获知有关信息，感叹祖师塔院湮废已十多年，不禁为之潸然。是夕感应道交，壑公梦见寿祖。遂携幻若澜公同往大慈山探寻，一路跋涉，淌过没胫寒涧，攀蹬上山礼石壁慈氏像，知守墓者为金氏。然后壑公独诣金氏，财法并施，在金氏配合下，终于寻得寿祖部分灵骨舍利。此中细节还颇具戏剧性。当时金氏正因毒疮溃烂严重而呻吟不已，壑公对金氏说：吾延寿祖师连冥王也要供奉礼拜，可是西方上品上生的圣师啊。金氏一听，惊跃而起说：吾父定因此受冥王苦矣，即吾毒疮溃烂当亦与此有关，吾埋匣中物时，将其当便溺之窟，故发此毒疮，请师为我忏罪，我指埋处。于是勉强起床，领壑公到掩埋处，拨开草丛浮土而见遗骨。壑公且泣且收，并汲涧泉洗之，得烁烁如玑的舍利11粒，如芥如黍金色骨1盂。壑公曾以其中呈阎浮檀金色较大的1粒舍利，给虞淳熙瞻仰。虞即派人再诣守墓者，并嘱已氏友人询问石碣所在，已氏担心复塔而秘不出碣。这既证明此碣确乃塔院遗物（且有慈氏镌石为佐证），也触动了虞公与壑公倡构新塔院之深重发心。虞、壑两公与冯梦祯、陶望龄、黄汝亨等诸公商议复塔，并着手进行倡议、选址、论证、劝募等各项准备工作。这在虞淳熙《寿禅师窣堵波辨》与《智觉塔藏碣小铭》、大壑《迁塔诗并序》、黄汝亨《重建永明寿禅师塔院记》与《募建永明塔院万人缘疏》、曹学佺《永明寿禅师舍利塔院疏》等文字中均有所反映。虞淳熙《寿禅师窣堵波辨》，既记述了发现与寻访大师遗骨的经过，又对诸种疑问与顾虑一一进行辨析。还谈到一次梦境及其感应联想：“予未礼舍利先一日，梦高氏遗紫玉寿字已，阅师传，合高丽施紫玉珠，字而寿，又师名也，是其缘亦熟。作《寿禅师窣堵波辨》，辨即为争理事，犹碍融之于宗镜，而师许我哉。”最后明确发出呼吁：“当亟营塔，毋令舍利久暴露也。”曹学佺的疏文也明确讲到：“壑公谋别创塔院，供养于宗镜堂后”。大壑在《迁塔诗·序》中更谈到选址宗镜堂后的依据：“徙寺后莲花洞旁，其基适值孝宗昔构慧日阁藏《宗镜录》处。”于是，万历三十五年丁未（1607），寿祖新塔在宗镜堂后奠基开建，至三十七年己酉（1609）佛成道日圆满落成。藏于杭州碑林的《净慈寺第二代住持延寿塔铭》碑，及藏于浙江博物馆的《重建永明寿禅师塔院记》拓片，对此皆有记载，大同小异。碑是晚明遗物，但末后左侧有清初迁塔时增刻的三行文字（留待本文第三部分再作介绍分析），而塔铭原文在《净慈寺志》中题为《智觉塔藏碣小铭》，乃虞淳熙居士所撰书；拓片记文是黄汝亨居士所撰书。相关部分的内容，二者所记略有不同，可以互相补充及辨正。
虞淳熙记文有关部分曰：“……丁未六月十二日，熙与（壑）同往，开得自然石坎，如三尺小槥，香生坎中，复收骨一盂许入寺。云栖袾宏、祭酒陶望龄、仪部黄如亨瞻礼唱导，而巡盐御史左公宗郢首先施金，监司以下及诸清众从之，拟营塔开基，值故法堂，仍树亭志焉。佛成道日，善男子吴怀真、怀上藏骨金瓶银盔，虞淳熙以于阗铜盔贮舍利七级之首。而为之铭曰：……”最后落款是“菩萨戒弟子虞淳熙稽首书 一百二十世法孙大壑立石”（此落款《净慈寺志》未录）黄汝亨记文有关部分曰：“……丁未冬，虞公复偕壑往开其旧坎，收骨一盂，若披重云宿雾，观日月光，如于沉海淤沙，涌摩尼宝。于是云栖大师袾宏、祭酒陶公望龄，与不佞汝亨，及诸宰官居士辈，瞻礼赞叹，观未曾有，如获自心。而盐直指左公宗郢、水利宪副王公道显、钱塘令聂公心汤，首先施金，倡诸善信，复营塔于宗镜堂后，为高者级五，为堵者围三，而观察吴公用先，共两令君谋，竟未了之绪，覆塔为亭，庄严佛土，恢宏祖法，无遗憾焉。工起于万历三十五年六月十六日，落于万历三十七年己酉十二月佛成道日。壑公以不佞亨从诸善信，亲炙喜随，而属为之记。……”最后落款是“赐进士第仪曹郎郡人黄汝亨撰并书”（此落款《净慈寺志》未录）二者的记文，皆同寿祖塔迁建之主事僧大壑玄津直接相关，就内容的详略言，各有侧重，虞淳熙于开大慈山塔院遗址旧坎所获遗物记载较详，并有新塔建成时藏灵骨舍利的金瓶银盔、于阗铜盔及其供养者的记载，而黄汝亨对首先施金者的记载较为详细，并有新塔高径及观察吴用先等覆塔为亭的记载，较虞淳熙的“仍树亭志焉”更为具体。故二者基本一致且可互相补充。二者也有不一致处，即虞公与壑公同往大慈山开旧坎的时间，虞淳熙记为丁未六月十二日，黄汝亨记为丁未冬，二者相差半年左右，故需辨正之，笔者以为黄汝亨所记可能有误，因与其下文中“工起于万历三十五年六月十六日”似有矛盾，且虞淳熙是当事人，故六月十二日应该是准确的，而这也促成了四日之后重建工程的迅速启动。若按黄汝亨所记的时间，则开旧坎收骨一盂，是在开工之后约本年之后了。由此二文所记，可知新塔院所珍藏供养的原塔院之遗物，是分二次陆续获取的，先是乙巳（1605）年冬大壑在原塔右隙寻得的大师部分灵骨舍利，然后是丁未（1607）年虞、壑二公于大慈山原塔遗址旧坎的三尺小槥中收得灵骨1盂。新塔院落成于万历三十七年己酉（1609）十二月初八佛成道日。当年善男子吴氏供养的藏灵骨舍利的金瓶银盔，至今犹存，藏于杭州博物馆，展出时标为金钮银罐，通高15.5厘米，腹径17.5厘米，1969年净寺塔院出土，盖内有墨书“万历岁在丁未佛成道日大壑藏并记”。大壑《迁塔诗》序，如是回顾迁塔之缘起与过程：“永明寿禅师，为净慈开山圣祖，于开宝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示寂。明年正月六日荼毗，舍利鳞砌于身。吴越钱忠懿王弘俶为建塔于大慈山，树亭志焉。宋太宗赐额寿宁禅院，追谥宗照大师。殆万历癸巳，塔为魔罗所毁，而灵骨别窆于石隙之右。壑念净慈法席起自大师，使阐提肆残忍，亵灵瑞粪壤，安所酬法乳，称云孙哉。扼腕痛心，每见梦兆，乃荷锸登岩，出之宿莽之坎，徙建寺后莲花洞傍，其基适值孝宗昔构慧日阁藏《宗镜录》处。一时护法，若方伯本如吴公为铭，太史元宰董公为额，铨部长孺虞公、屯部贞父黄公、钱塘令铭源聂公，为志、为记、为题。碑阴，首创施金，则有巡盐御史心源左公、廉宪九生萧公、宪副瞻明王公，监司以下，及诸檀越。富者刀币，健者筋力。工未三载，而塔以岿然，庶几开宝庄严日矣。嗟夫，自非大师神力冥资，众信檀波所聚，乌得遂其始愿耶。于是悲喜交集，感而赋诗，得三十绝，聊记今昔之隆替云。……”大壑之序简明扼要，感怀真挚，与虞淳熙、黄汝亨等诸多护法檀越的相关文字，可以相互印证。晚明的这次迁塔之举，起因令人感慨。无可讳言，大慈山之寿祖塔院久已乏人关注，以至万历年间居然为魔罗所毁。但冥冥之中的护佑之力也不可思议，若无净慈寺在塔院被毁不久虔请莲池大师讲《圆觉经》及大师《心赋》之胜缘，就不会有探寻大师方坟而发现旧塔被毁之令人痛心的状况；若无大壑与虞淳熙等不辞艰险辛劳数次去大慈山寻得大师灵骨舍利等遗物，就不会有迁塔净慈寺内之胜举。
迁塔倡议一经提出，即得诸方响应，新塔基址选定慧日峰下宗镜堂后莲花洞傍，迅速形成共识，可谓众缘和合，心想事成。当时虽有人以风水不宜而质疑者，但无实际影响。塔院之重建工程，因有莲池大师、大壑法师、陶望龄、黄汝亨、虞淳熙等高僧大德和居士名流的倡导，响应者云从，诸宰官带头施金，众善信积极参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未及三载，不仅新塔岿然，且覆之以亭，崇壮宏丽。于是塔院重兴，祖法重辉，慧日重光，实乃一大盛事也。参与此一盛事的缁素甚众，除上面提到者外，僧人中还有时任净慈住持的性莲及前任住持文英（性莲胞兄）等，大壑的壮举显然得到他们的认可与支持，否则无法实施；文英虽已退居，亦积极护持，“壑公筑永明塔，英护之，反若檀越也。”性莲不仅是莲池大师讲经法会之会首，“若万工池之禁捕，永明塔之重建，胜莲社之放生，三潭寺之浚复，并缘起斯会，师皆为之会首云。”新塔院建成后，还有不少人献金捐田，供物出力者不计其数。胜事进行期间及圆满成功之后，参与盛事者或铭、或记、或志、或疏、或诗，留下了不少相关文字。仅《净慈寺志》卷11即录有：吴用先《五代永明智觉禅师舍利塔铭并序》，虞淳熙《智觉塔树亭崇报志》、《智觉塔藏碣小铭》，黄如亨《重建永明寿禅师塔院记》，聂心汤《题永明舍利塔碑阴》，虞淳熙《寿禅师窣堵波辨》、《永明塔院募田疏》，曹学佺《永明寿禅师舍利塔院疏》，黄汝亨《募建永明塔院万人缘疏》、《永明塔院募田疏》，王穉登《永明塔募田疏》，葛寅亮《永明塔院田记》，大壑《迁塔诗并序》，虞淳熙《和玄津法师迁塔诗》，有关诗作还有王穉登《壑公重建永明塔院成》、释如晓《永明塔》、陈继畴《永明塔》、许光祚《永明塔》、虞淳贞《和玄津法师迁塔诗》等。此仅录葛寅亮撰于万历四十四年丙辰（1616）秋日的《永明塔院田记》中的一段话，以见一斑：“万历丁未，法师壑公创永明塔院，吏部虞公、水部黄公、中秘吴公，及僧性莲，各捐资赎赐田之在富阳者九十余亩，在寺右者十余亩，以赡塔院守僧，间及瞻礼行衲。余亦以寺后柴山十余亩，助其劳薪，虽不足复寺额之旧，而不令宗镜堂前草深三尺。”以上所举种种，无不反映了此次迁塔重建之非同寻常的盛况及其广泛影响，这也是永明大师影响巨大深远且历久弥彰之重要佐证。迁塔重建盛举之后的重要影响，可以曾卓锡宗镜堂的憨山德清《示玄津壑公》为例，憨师如是曰：“公受业净慈，乃永明禅师唱道地。初剃发，礼永明塔于荒榛。凡事一遵遗范，手自行录。为师承卜，迁师塔于宗镜堂后，誓不募化，唯行法华忏仪，坚持其愿，而集者如云。塔工既成，修宗镜堂，筑三潭放生池，皆永明本愿也。余吊云栖大师，将往净慈，公料理宗镜堂为驻锡所。予入门礼永明大师塔，观其精妙细密，经画如法，纤悉毫末，咸中规矩。予留旬日，绕千百众，人人充足法喜。内外不遗，诸凡井井，颐指适可，如不经意。以是见公，才堪经世，慈足利生，不独有深心，实具无方妙行，非乘宿愿未易能也。” 憨师以自身经历、亲眼所见盛赞壑公迁塔之功绩，以及新塔院之“精妙细密，经画如法，纤悉毫末，咸中规矩。”并记述了绕塔者千百众，无不法喜充满的庄严神圣景象。（三）永明大师形象从“慈氏下生”向“弥陀化身”嬗变的重要节点永明大师在北宋时即有“时号慈氏下生”之美誉，此说文字记载最早见惠洪（1071-1128）《禅林僧宝传》卷9永明智觉禅师传。而其形象表达则更早，就是北宋初大慈山永明塔院傍石壁所镌的慈氏像，且晚明塔院遭毁时尤存，虞淳熙《寿禅师窣堵波辨》中还以此作为塔院原址的确凿证据之一：“且已氏能漶灭其迹，而不能并壁像灭之。当其时，所以志兜率之下生，而一载于征史者，固俨然未散者。”也就说郡医钱藩虽可漶灭塔院之迹，但“志兜率之下生”的壁像尚未漶灭，这正与史籍所载“时号慈氏下生”相符。但因晚明时弥陀信仰大为兴盛，遂出现永明大师为“弥陀化身”的传说，虞淳熙与大壑正是力倡“弥陀化身”说的重要代表人物，永明塔院迁建恰好成为称扬“弥陀化身”说的重要契机。那时所谓“古佛互证”的传说故事已在流行，故虞淳熙在《寿禅师窣堵波辨》中借南屏耆旧之言有如是阐发：“其家耆旧之言，祖孙递授，以至于今，不啻敦史，弥陀之为寿师，信矣。栖安养者，离内院，生上品者，主九品，揖秽归净。即秽即净，故示投溺器，而常净。时人妄见名利赫赫，作龙华观，误像慈氏，失寿师倡导之旨。藉已氏而发明之，令弃旧塔，卜地而营新塔，弃旧像慈氏镌石，而更像弥陀，非偶然也。”虞淳熙此说很有意思，他认为南屏耆旧中流传的寿师为弥陀化身之说，是可信的。并以寿师舍利塔被毁，藏舍利之匣成为守墓者金氏便溺之器来证之，谓寿师神栖安养而离兜率内院，上品上生极乐世界，弘扬九品往生之法，化导众生揖别娑婆秽土而归西方净土。寿师已臻即秽即净之不二境界，故舍利匣虽成便溺之器，而不碍其性常净。他还揶揄北宋初的营塔者，因永明大师著作等身辩才无碍，而作龙华会上说法观，故石壁镌慈氏像以为表征，其实并不妥当，未契寿师倡导弥陀净土法门之要旨。是以，郡医钱藩为葬母而毁祖塔，恰是个契机，可以借此机缘舍弃大慈山之旧塔，卜地另营新塔，舍弃旧像慈氏镌石，而更换为新像弥陀。这可以说是最早公开主张更易“慈氏下生”说为“弥陀化身”说者。但这里有个问题，他所谓南屏耆旧祖孙递授之言，不知依据何在？明清时的二种净慈寺志，未见有相应的明确记载，大壑之《永明道迹》，固然有明确彰显“弥陀化身”的说法，但在迁塔之后所编，尚存的大壑《迁塔诗》十首中，也未见有此说法。
其实，迁塔之时，虽已有“弥陀化身”说在流传，但“慈氏下生”说仍未消失，而是二说并行。这在迁塔的一些文献中，也有所体现，如吴用先《五代永明智觉禅师舍利塔铭并序》有云“拂迹定光，记弥陀之饶舌；神栖安养，摄阿逸之分形。”黄汝亨《重建永明寿禅师塔院记》有云“长耳证为应身弥陀，天台号为下生阿逸。”而且莲池大师《往生集·永明寿禅师》中的赞语曰：“永明佩西来直指之印，而刻意净土，自利利他广大行愿，光昭于万世。其下生之慈氏欤，其再生之善导欤。”不但继续沿用“慈氏下生”说，却未采用那时已出现的“弥陀化身”说，而以“再生之善导”取代之。莲池大师对其俗家弟子虞淳熙关于寿祖新塔以弥陀像替代慈氏像的建议，似未予赞同。正因当时还是二说并存，所以宗镜堂后的新塔未见有镌弥陀像的明确记载。尽管如此，晚明时永明塔院之迁址重建，不能不说是永明大师的形象从“慈氏下生”向“弥陀化身”嬗变的一个重要节点。正是在此之后不久，大壑编的《永明道迹》，不再提“慈氏下生”，而明确彰扬“弥陀化身”说。后来“弥陀化身”说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慈氏下生”说虽未销声匿迹，但越来越被淡化，“弥陀化身”则逐渐成为主流说法。故到清初再次迁塔时，从宗镜堂后下移到净慈寺东麓的永明新塔院内，遂有弥陀像塑立，及“极乐世界”匾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