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明塔院是重要的佛教文化遗迹，无特殊情况，最好不要随意迁移。晚明万历年间永明塔院迁址，是因大慈山原塔被毁、且毁塔葬母者顾虑在原址复塔之故，不得已而为之。而迁于宗镜堂后的莲花洞旁，倒也是得其所哉。因为宗镜堂是寿祖佛学巨著《宗镜录》定稿之处，莲花洞是寿祖拜经行道感得天女散花之处，塔院之基又适值宋孝宗昔构慧日阁藏《宗镜录》处，所以这一新址的选择，非常合理。不幸的是，如此众缘和合而重兴的辉煌新塔院，仅存世57年（1609—1666），不免令人深感遗憾。其大背景当与明清易代有关，具体缘由则曲折复杂，故清初实际上的二次迁塔，往往被混为一谈，难怪以古碑为依据的专业论文也不明隐情而人云亦云。由于清初迁塔整个过程扑朔迷离，从而导致后人诸多误解，评价也众说纷纭。这种状况，与特定时代背景下不正常的舆论环境有关，因之而使一则重要文献未能引起应有重视。笔者也是在发现这则文献后，才把这一过程基本厘清。该文献即临济宗三峰派三世禅僧、清初曾住持净慈寺的豁堂正岩所撰《永明智觉禅师迁塔疏墨迹卷》（以下简称《墨迹卷》），留存于他早年出家并常住颇久的灵隐寺内，后收录于《续修云林寺志》。去年灵隐寺举办以豁堂为主题的研讨会，笔者借此良机，提交《豁堂正岩与永明塔院清初迁塔之缘起及影响》一文参会，重点对《墨迹卷》作考辨分析，厘清诸多误会，以还永明塔院清初变迁之本来面目。本文在该文基础上，对清初二次迁塔扑朔迷离的曲折过程及其复杂影响，作扼要介绍。（一）清初第一次迁塔：康熙五年宗镜堂后新塔院被拆，大师灵骨混杂于普同塔内宗镜堂后好端端的永明新塔院，清初竟遭净慈寺房众的人为破坏。其原因，从大的方面说，是明清易代之后，净慈寺时运不济所致；从迁塔过程来说，则是寺众惑于风水家所言，恰值寺主豁堂蒙冤罹难被囚于江宁狱中。《墨迹卷》中豁堂如是写道：“不谓史运行衰，山门亦落。历代焚修之产，阡陌桑沉，木（本）山参学之贤，百一种绝。或谓祖塔顶杀，阴宅占阳，殿宇前大，塔亭后小，皆非所利也。房众惑之，屡有迁塔之议。岩以一山吉凶，千载兴废，切诫司工，慎毋轻举。至甲辰之春，罗汉堂毁。丙午年夏五（月）三日，岩复罹障江宁，寺众益危。遂于七月十七日，移祖于寺右普同新塔之中。”五百罗汉堂是净慈寺历史上著名杰构，在康熙三年甲辰（1664）被毁，实是净慈寺的重大损失；二年后的丙午（1666）夏，住持豁堂又蒙难入狱。在惑于风水者看来，这些既可视为迁塔以消灾免祸的所谓理由，豁堂被囚又消除了不准轻易迁塔的所谓障碍，遂抓紧时机，趁老和尚不在，于七月十七日擅自将寿祖灵骨舍利，移置于寺右山麓的普同新塔之中。现存杭州碑林的晚明迁塔碑，在虞淳熙撰书的碑文左侧，有补刻的三行字曰“岁在康熙丙午/六月传临济正宗第三十三世住山正岩/移建于寺之东首”。正是这三行字，引致后人许多误解，由此而认定这次迁塔就是豁堂之妄为，甚至遭到后人唾骂，如雍正年间，“黄佛儿七世孙”黄树谷，在和大壑迁塔诗的《雍正癸丑冬夜诗》中，用雍正破斥三峰派而视晚明曾主净慈的汉月法藏为“魔”之语，咒骂豁堂亦为“魔”。但这实在又是一大冤枉，因康熙丙午六月，豁堂并不在净慈，尚被囚于江宁狱中；且六月，又较《墨迹卷》中的七月十七日要早，这是怎么回事？似可这样理解，补刻的三行字，很可能是房头们以豁堂名义所刻，那时豁堂还在住持任上；而迁塔不可能一日而成，是在豁堂入狱不久的六月就开始了，先是拆除宗镜堂后永明祖塔之建筑物，将晚明时的迁塔碑等移置于普同塔，七月十七日才将寿祖舍利塔安奉于普同塔中。如此一来，寿祖就没有独立塔院，而混杂于普同塔内。好在这段时间并不长。
（二）清初第二次迁塔：豁堂冤雪后回寺，再择地建独立的永明塔院。《永明智觉禅师迁塔疏墨迹卷》，是《续修云林寺志》编者所冠标题，豁堂此疏原题全称为《募为佛日永明宗照智觉大师迁塔缘起疏》，当是豁堂冤雪回寺后决定重建永明塔院而作。紧接前引那段文字，豁堂写道：“岩闻而骇绝。次冬还山告谒，见开山显祖一旦去正就偏，且陆沉四众之中，聿来瞻礼，殊失尊特之威。虽古佛慈悲，是法平等，奈事义未安，人情难协，因即拟别营而难得其地。近陟南屏之麓，有址负山面湖，据奇揽秀，既局胜而有端拱之尊，且祭近而无迷失之患，苟于寺无伤，即于祖亦允。岩故不辞已退，愿任厥劳。虽时诎举嬴，非老而谢事忘缘者所宜。窃谓《宗镜》一录，祖之嘉惠非浅，则法乳诸师，人之思报者无涯。适闻狮有真窟，可为万古不易之计。固知三宗宿德，二桂耆英，当必争先乐助。岂如在家二众，因阎罗之敬而后劝哉。敢书以为请。雷峰返照朽木贞岩和南书于三家村院。”这里豁堂用“闻而骇绝”来表达其在狱中得知寺众妄迁祖塔信息时的极度震惊而又无能为力的复杂心情。次冬，即康熙六年丁未（1667）冬，豁堂冤雪返杭，见寿祖舍利塔混杂于普同塔中，深感不安，即拟别营塔院，而一时难得其地。尽管已退居于三家村院，但对复塔之事，依然任劳任怨亲力亲为，经过一番努力，择定寺东负山面湖的新址重建新塔院，以单独供奉寿祖灵骨舍利，方便大众瞻礼。该迁塔劝募缘起疏，即因此而作，但疏中劝募文字不多，却不厌其烦大谈迁塔原委及苦衷，实为立此存照，以消除后来可能产生的种种误解。此《墨迹卷》，不留存于净慈，而留存于灵隐，既因其已从净慈退居，更因在灵隐寺才能保存，豁堂是有先见之明的。后来的事实证明，雍正辟禁三峰派，在净慈寺得到较好落实，不但三峰派的传承在豁堂以后数代即告终止，而由雍正亲自物色的磬山派下玉林一支的禅师住持净慈，故际祥所辑《净慈寺志》中对三峰派禅师一笔带过，且多有贬抑；而三峰派在灵隐寺的传承一直延续到清末，清代三种灵隐（云林）寺志保留了大量三峰派禅师的资料，豁堂《墨迹卷》实物虽已不存，幸得《续修云林寺志》收录全文，得以流传至今。若无《墨迹卷》的录文，清初二次迁塔的真相，后人将不得而知，诸多误解也必将谬种流传而难以破解。豁堂复建永明塔院，其启动最早应在康熙七年（1668），但何时落成及其具体细节不明。《净慈寺志》卷11，引《净慈寺续志》“永明塔院在大殿东北，雍正十一年敇建，前起加封妙圆正修智觉禅师石牌坊，及两廊山门。并移瘗十方贤圣骨于别殿，作窣堵镇之。张方伯奉旨谕祭。”编者“按：塔院，初从大慈山迁建于寺后，即今宗镜堂址后。康熙五年，复迁建于寺东，即今处院。门额曰极乐世界，姜立纲书。正中石刻云：唐慧日永明宗照智觉禅师之塔。后有跋云：斯塔初在大慈山，净慈法嗣大壑徙建于宗镜堂后。塔成于万历己酉冬佛成道日。史官董其昌记此语，乃宗镜堂后旧塔之事。及豁堂迁塔，仍存此石。”估计《净慈寺续志》编者篆玉、《净慈寺志》编者际祥，均未见到过豁堂《墨迹卷》，但际祥较为严谨，还是发现篆玉所言“永明塔院在大殿东北，雍正十一年敇建”有不妥处，故加按语，指出塔初在大慈山，大壑迁建于宗镜堂后，康熙五年复迁建于寺东，这样说基本符合事实。但际祥亦不知清初迁塔之底细，故未纠正篆玉所言“移瘗十方贤圣骨于别殿，作窣堵镇之”之误。而际祥所谓“康熙五年，复迁建于寺东，即今处院”，则仅凭康熙五年的迁塔石碑补刻的文字而作是言，不够准确，其实康熙五年寺众拆塔使永明舍利混杂于普同塔内，尚无独立的永明塔院，二年后豁堂才复建永明新塔院，“即今处院”。
康熙九年（1670）豁堂圆寂，在永明祖塔迁建这一复杂事件上，不仅没有留下继续混杂于普同塔这一遗憾，而且为后人修葺塔院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从净慈寺图看，豁堂选定的位置，即在当时普同塔的西侧，将寿祖舍利从普同塔取出于此独立成院，大体上亦即永明塔院之今址。豁堂选址之眼光独到，对面即是西湖与雷峰塔，恰如豁堂所言“负山面湖，据奇揽秀，既局胜而有端拱之尊，且祭近而无迷失之患。”实乃极佳之胜地。后来雍正谕旨修葺永明塔院，就在豁堂复建之永明塔院基础上进行，黄树谷《雍正癸丑冬夜诗》及其序中所主张的迁正永明塔院于宗镜堂后的建议，未被采纳，正是基于豁堂所择定的塔址非常恰当，故得雍正默认。（一）雍正、乾隆年间的塔院修葺，与永明大师“弥陀化身”形象的进一步突显康熙四十九年（1710）南巡时，曾驾临净慈，“命集工徒重葺院宇”，十一月谷旦有御制《重修净慈寺碑文》，是否包括永明塔院的修葺？文中未明确提及，不得而知。在豁堂复塔之后六十多年的雍正十一年癸丑（1733），世宗明确下谕旨重葺永明塔院，其中有云：“禅师可为曹溪以后善知识中杰出之人，着加封妙圆正修智觉禅师。因念师生宋时，居杭之慧日开堂说法，其寺为今之净慈，今寺内生徒未知仍旧供养禅师法相与否？现在承其支派则何人？着地方官并行详查。如香火已废，着为庄严法相，令生徒朝夕瞻礼，香灯供养。其支派如已无人，着具折奏闻朕，酌量择人承嗣。其塔院现在何处？亦着查明修理。夫三教一贯之理，朕已明降谕旨，忱切开示，谅僧俗人等，必已灼然无疑。朕今此举与褒录先贤之典非有二义。尔督抚率该地方官敬谨遵行，特谕。”雍正对永明大师推崇备至，故对师之塔院亦甚为关注，专此谕旨。地方官接此谕旨，立即行动。浙江承宣布政使张若震奉旨谕祭，祝文《净慈寺志》有录。次年（1734）即对净慈寺与永明塔院精心修葺。雍正十三年（1735）二月，世宗亲自选定的杲树明幢奉旨南下，接任净慈寺住持，三月朔日又特谕明幢，自此三峰派在净慈的传承遂终止，而由玉林国师一支的法裔住持。明幢之后，明中、实荫、际珍、际祥相继住持净慈，“际”字辈乃玉林之第六传。乾隆十年（1745）净慈寺及永明塔院又一次进行修葺。次年四月十三日乾隆有感于永明遗事，特御制《重修净慈寺并葺永明塔院碑文》以寄意，文中有云：“我皇考世宗宪皇帝敇几之暇，读师所著而善之。雍正十二年特敇为修寺宇，并葺永明塔院。迄今十有余年，寺渐颓圮，爰允守臣之请，斥而新之。资出诸三服之羡，庀材僦工不烦有司，乾隆十年冬工竣。”时任住持当为明幢。嘉庆年间，住持净慈寺的际祥，即《净慈寺志》编纂者。他在前引的一段按语中言及，永明塔院“门额曰：极乐世界，姜立纲书”。姜立纲（1444-1499），明代大书法家，誉播海内外。晚明大壑迁塔时并无采用姜立纲书法的相关记载，此门额当是清代迁塔或后来修葺建石牌坊时所加，这表明清代随着弥陀信仰的进一步兴盛，永明大师“弥陀化身”的形象于此而得以明确定格。
美国摄影家西德尼·甘博摄于1917-1919年的老照片中的永明塔院，或许还基本保留着清时风貌。到上世纪30年代，净慈寺有过一次规模较大的整修，如大雄宝殿于民国21年（1932）开工，25年（1936）落成，翌年阴历四月初八（浴佛节）开光，殿高9丈6尺，长7楹，阔5楹。永明塔院的重新修葺，亦于民国25年丙子（1936）竣工。基于永明大师的崇高声望与巨大影响，永明新塔院的落成，赢得当时众多高僧名士的赞叹称扬，可谓盛况空前，其显著表现就是塔院主体建筑四周的石柱，皆镌有时贤所撰书的楹联，共十一对。正面三对分别为马一浮、夏承焘撰书及印光撰、萧退闇书，后面三对分别为王震、太虚、兴慈撰书，右面则为钦亮撰、虚谷书与芝峰撰书的二对及王邈达撰书的上联，左面则为大醒、郑陈伏撰书的二对及王邈达撰书的下联。马一浮、夏承焘、王震、萧退闇、王邈达、郑陈伏，皆为当时善书的著名大居士；印光、太虚、兴慈、大醒、芝峰、钦亮、虚谷，皆是当时名僧，钦亮时任净慈住持，印光、太虚更是当时德高望重的佛门领袖。这些楹联书法各具特色，内容各显精彩，限于篇幅，此仅举四例，马一浮联曰“随处得宗一湖春水，心外无法满目青山”，蠲戏老人信手拈来永明大师、德韶国师二则名偈的意境，与塔院负山面湖的环境，无缝联接，巧妙契合，不经意间印证了塔院选址者非同寻常的高明之处。印光联曰“宗镜圆照万善同归本教义而续慧命，法化一部佛事八百振大机以警群伦”，上联从义理方面准确概括永明大师一心万善融会宗教续佛慧命的圆融思想与巨大贡献，下联则从践行方面称性赞扬永明大师诸法圆修契理契机广化众生的精进行持，此可谓作者对永明大师全面深刻透彻精辟评价的扼要体现。太虚联曰“即佛即心大云忽雨翼龙降，有禅有净古塔重光角虎来”，作者借此良机倾心赞叹永明大师是深透心佛无别之旨、融贯禅净不二之法的佛门龙虎。大醒联曰“净土突兴禅宗不败打破门庭独树家风赖角虎四偈，玄奘以后蕅益之前融通性相支维慧命得大师一人”，这是作者对永明大师会通禅净的历史作用和融通性相的理论贡献恰如其分的精辟评价。另就清初迁塔之隐情而言，有必要特别关注一下王邈达富有特色的篆书楹联“一心融缅域，此公传西竺明灯；三迁来吉壤，是塔与南屏永固”王邈达（1878-1968），既是悬壶济世的杏林名医，又是精于金石篆刻的书法家、藏书家，他很可能读到过豁堂的《墨迹卷》，了解豁堂出狱后重建塔院于现址的内情，故下联有“三迁来吉壤”之说，此说能镌刻于塔院立柱，表明当年参与盛举的时贤也认同该说，此可谓永明塔院三迁经历的重要佐证。
（三）“文革”时塔院被占用及改革开放后的重建与复兴豁堂所建塔院的范围当比现在为大，民国时建杭富公路（今南山路）占了一部分，后来南山路拓宽，使塔院前面显得较为局促。“文革”浩劫期间，净慈寺与永明塔院均被外单位占用，塔院一度沦为园林局的锯木工场。1972年笔者刚到杭州工作，在西湖畔游览时，无意中步入南山路旁的锯木场，感觉这里原来应是底蕴深厚的古建筑，变成锯末飞扬的工地实在可惜。尽管当时的建筑甚为破败，被遮蔽的立柱似乎隐隐有字，依然不失古朴庄严的气度。后来才知这就是永明大师塔院遗存，惜祖塔已被毁，大师舍利也不知去向。浩劫过后改革开放，净慈寺趁此东风于1979年开始收归杭州佛协，逐步恢复。1984年重建天王殿，1985年五一节正式对外开放。大雄宝殿于1987年重修竣工并隆重开光。永明塔院迟至1989年才交还寺院，但与寺院主体未能连成一片（寺院斋堂与永明塔院之间的一些建筑仍被外单位占用）。塔院原为木结构，进行修缮时改成钢混结构。大师舍利塔于1992-1993年仿天台真觉寺智者大师塔的形制用汉白玉为材料重建，可惜是座空塔，因当时不知大师舍利藏于何处。塔院四面立柱的楹联，经清理得以重见天日，惜少有人知。塔院为一独立院落时，有些老居士会定时于此结伴念佛。2004年举行纪念永明大师诞生1100周年诞辰研讨会，笔者再次瞻礼大师塔院，特别是登临重建不久的新雷峰塔俯瞰永明塔院，不由感慨万千。2006年首次世界佛教论坛在杭州举行，笔者论文《永明大和尚与“和谐世界，从心开始”》有幸入选《首届世界佛教论坛文集·获奖征文卷》，会议期间海内外高僧大德和学者代表参加了隆重盛大的永明塔院开光盛典。如今随着净慈寺建设的有序进展，永明塔院虽然仍是独立院落，已与寺院主体部分连通。近来，永明大师的金钮银质舍利罐重新现身，并在杭州博物馆展出过。据笔者向知情人了解，在“文革”爆发时，是具有文保意识的杭州园林局副局长周永年（1908-1990）将大师舍利罐送交文物部门保管起来的。近来净慈寺已按西德尼·甘博在清末民初拍摄的永明塔院照片中的原塔样式重造舍利塔，并力争将保存于文物部门的清初迁塔时的一通碑重新竖立于塔院。笔者建议能将豁堂“迁塔缘起疏”以适当的方式也在塔院展示，以还历史本来面目。期待珍藏永明大师舍利的金钮银罐早日归葬安放于塔院内，届时又将是负山面湖的永明塔院的一大盛事，如此则永明大师及大壑法师、豁堂禅师等有功于永明塔院的大德们，一定会在佛国净土中会心微笑。
黄公元，杭州师范大学教授，长期从事佛教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出版专著《一代巨匠 两宗祖师一一永明延寿大师及其影响研究》《浙江净缘一一净土法门在浙冮》等，发表论文一百多篇。
